理解王石

　　不公开，似乎是这群隐秘的慈善热衷者达成的默契。这群人有一些共同点：民营企业所有者，人到中年，事业有成，财富积累到超出自己消费所需的数量，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，要求记者不要把他们的真实姓名和企业名称公之于众。
　　事实上，这个隐藏在人群中的群体，已经是中国慈善事业中一支庞大的生力军。国内一家大型的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他负责的项目，每年筹集上千万的善款，最主要的捐助者就是企业家，有的企业家每年固定捐助大笔善款给基金会。但是，这中间的很多企业家，对基金会明确提出的要求就是，不允许公开他们的身份。“不愿意公开的原因非常复杂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。”这位工作人员说。
　　“人怕出名猪怕壮嘛。”邝荣这样解释，但不愿意仔细分析其中的奥妙。在慈善事业上，“多做少说”这样的中国传统处世哲学，被很多企业家看作最保险的办法，而张扬必定伴随着风险。
　　“看看王石就知道了，他本来说了一句实话，现在让舆论骂成这样。”采访中，很多人提到万科董事长王石最近的遭遇。讲这句话的是丁升，也在商场拼搏多年，有着自己的一套慈善观念。
　　丁升从来都只以个人名义捐款，他希望个人的慈善愿望，不要跟企业发展产生瓜葛。王石的“捐款风波”发生以后，丁升更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思路相当地正确。丁升曾经资助一名贫困中学生，从中学一直管到大学毕业找工作，每年年初三，丁升都要带着家人去这位受助者家里拜年，做这些，“自己心里很舒服”。四川地震发生后，丁升在外地的宾馆里，每天看着电视流眼泪，除了给地震灾区捐款，他甚至想上前线。丁升曾经是医生，“当时只要有人叫我去灾区救援，我会马上去”。
　　丁升认为慈善完全是个人自愿的行为，不应该成为企业家的负担。“说实话，我们的钱已经足够我们自己的需要了，为什么还要艰苦地继续创业、奋斗？我觉得，我们的钱是从社会上来的，最后还是要用到社会上去。”但目前的社会舆论，似乎跟丁升的想法有些出入，王石的遭遇就可以看出，大众对“富人”有更高的期待和衡量标准，丁升说，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个人的慈善行为也从不张扬。
　　向崎把这种低调的做法，同样解释成慈善是完全个人的心愿。向崎出身贫苦，少年参军，现在，他深深体会到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教育多么重要，所以，他的个人捐助和公司捐助，除了赈灾，主要集中在助学和帮助老人。“我们这些人，都要感谢邓小平，现在我看到还有比我差的人，就觉得应该做点什么。”向崎也看到很多企业利用慈善换得名利的做法，对此他很不屑。“温州大老板、企业家很多，我也看到，一些企业家你出500万，我就出1000万。我觉得这样比高低，就是思想不纯洁。”
　　他说了一个例子：他跟儿子走在街上，碰到乞丐，向崎叫儿子给乞丐1块钱，孩子说，不给，因为这些乞丐都是假的。向崎对孩子的教育是：你不要管他是不是假的，你给他1块钱，就算是对一个老人的尊重，也值得。
　　向崎提到的一个名人不是王石而是马云，地震后，马云曾蒙受“1元捐赠”乌龙之冤，但向崎认为，“1元”概念才是慈善本身的核心，只要不求回报地帮助了别人，捐多少、怎样捐，都不重要。

　欣赏盖茨，不学盖茨

　　对于盖茨的善举，所有接受采访的企业主都表达了自己的欣赏。丁升说，再过五六年，他也打算提前退休，“钱够了，想去做慈善”。不过，除了丁升的这个“远景规划”以外，在受访企业家里，多数都没有打算效仿比尔·盖茨成立基金会的做法，也不计划在自己的企业里将慈善制度化。
　　企业主们拒绝制度化，最主要是认为自己的慈善资金规模比较小，还没有到必须制度化的时候，也不希望形成制度后给企业和个人造成压力。
　　吉新是江苏一家电子类企业的董事长，在他的企业里，有一个“准基金”的制度。每年，员工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捐赠到企业内部的一个账户上，这笔钱，一部分用于企业职工之间的互助，一部分用于社会捐赠，社会捐赠的目标主要是学校和贫困病人。
　　这个“准基金”，每年大约要捐赠出上百万的资金，但在企业内部，并没有专人管理，只是属于企业办公室的业务范畴。吉新认为，如果专门成立部门管理这100多万的支出，在成本上不合算。而向崎不准备建立慈善制度，有他自己的特殊原因。“我企业的员工，文化素质不是非常高，如果我把每年的捐赠变成制度，职工会想：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捐给别人？”
　　如果企业建立专门的慈善机构比较困难，向非营利的慈善机构捐赠，委托慈善机构使用善款，应该是一种“省事”的方法，但受访的企业家们，似乎更愿意亲力亲为。
　　吉新企业的捐助对象，是根据员工、朋友、供应商提供的线索，公司自己出人去调查，然后确定。类似的是，2006年湖南洪水，丁升和一些朋友每人捐了几万元，他们把钱买成大米，委托一位热爱户外旅游的朋友，亲自把米押运到灾区，分发到灾民手中。很多企业主都表示，像这样自己去寻找捐助者，并监督善款的使用，更加放心。
　　吉新过去也尝试向慈善机构捐赠，但事后发现，他的善款没有如愿落实，让他很失望。更多的受访者，并没有尝试与慈善机构合作，但根据常常看到的新闻报道和坊间的传言，他们对国内的慈善机构总是抱有怀疑。

从冲动到行动的距离

　　一种普遍的看法是，西方发达国家，有更浓的全民慈善氛围，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，既不具备全民慈善的能力，也缺少相应的宗教和文化基础。一位受访者，把自己尚未介入慈善的原因，就归结为“慈善能力”的不足。“我还处于创业阶段，企业的良性发展是我最重要的任务。等我的公司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我能有一些自由支配的资金，并且花费这些钱不至于影响我企业的运转的时候，我肯定会加入到慈善行动中。”
　　这位企业主的说法，也许代表了多数还没有行动的企业家的真实想法，正像杜甫的诗中所说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毕竟，拥有广厦千万间是前提。
　　但向崎不同意这样的看法，他认为，很多人缺少不是愿望、也不是从事慈善的条件，而仅仅是付诸行动的动力。
　　严峻的故事也许能够支持向崎的观点。3年以前，严峻的公司制定了一个建100所希望小学的计划，这个目标需要在2010年以前完成，到目前，已经有38所希望小学建成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公司成立了一个给专用于希望小学的慈善基金，挂靠在上海慈善总会下。公司每年把利润的10%，大约500万划拨给慈善基金，公司内部有一个2人组成的部门，专门管理慈善基金的使用。在记者采访的近十位企业主中，严峻公司的做法是最规范和制度化的。
　　严峻告诉记者，这个慈善项目之所以能够从理想变成现实，要归功于公司的一位股东。这位日籍的“海龟”股东，是行业里的领军人物。这位股东倡议建立慈善计划，他的倡议立即得到其他股东的支持，慈善基金项目也很快得到实现。严峻说，他也曾犹豫从事慈善会影响会企业发展，但真正参与以后，他发现慈善项目对企业盈利影响不大，相反，慈善活动对于增强企业员工的荣誉感有很明显的效果。
　　如果没有这位股东的振臂一呼，严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慈善心愿付诸行动，毕竟，在中国内地，可供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并不多。
　　而丁升也曾受到过“先行者”的影响。丁升访问台湾的时候，接触了台湾“慈济基金会”。“好多很有身份的人，换了社工的衣服，就去社区里当义工。”台湾人的举动给丁升很大的触动，他说，他准备利用EMBA的同学圈子，联络热心公益的企业界朋友，也建立起自己的慈善组织。
　　冲动也好，行动也好，这个在慈善领域充当领跑者的群体，已经开始制造内地全民慈善的“气场”。不过，这群追求慈善纯洁性的企业家，选择了躲闪公众的目光，他们能感受到，要让更多的人信任“富人”慈善的善意，还需要时间。(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名均为化名）

视频呢？在哪？

什么视频？楼上的秀逗了吗？

低调，是一种美德！

太长了，看得我眼花啊。